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每完成一处工程，就面临着“搬家”。请看这批外来工的生存状态——

盖起的高楼不是我的家

　　当一栋栋高楼建成时,就有一批为之付出汗水的农民工不得不搬“家”转移了。
　　这天夜里,我下班回家经过市区荔城大道旁的一处建筑工地,透过夜色,看到工地里有好几个人在搬东西,起初还以为是小偷,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正准备搬“家”的工地农民工。
　　这一栋大楼封顶了,就要开始装修了。他们被告知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搬离。
　　41岁的农民工戴国林坐在一张已经断了一只脚的木制小板凳上吸着烟。他来自贵州,已经在莆田做了9年的泥水工,不知参加建设过多少栋高楼大厦。“盖了那么多楼,我们却只能住在简易工棚里,随着工地到处搬。” 戴国林看着手中的烟一点点地成灰,无奈地说。
　　像戴国林一样,许多农民工挤住在工棚里,居住环境杂乱,卫生差,甚至安全没法得到保障。个别工地分给他们的铺位不到1米宽,带家属的也只增加0.5米。　
　　临近深夜11点了,来自江西的农民工陈强和妻子还在打包锅碗瓢盆和简单的行装。我帮着把他们装好的大袋小包,全部搬到门口一辆破三轮车上,他们一个劲地感谢。
　　因为床铺是工地提供的,这天下午就被工地包工头收走了,陈强的妻子只好搂着孩子,坐在地上的一块木板上,靠墙凑合着睡。“因为一时没有找到住处,老板能够让我们多留一个晚上,这已经很好了。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找到房子?”30岁的陈强伸手摸摸已熟睡的孩子的脸,不无担心地说。在莆田4年间,他总共搬了3次家。
　　陈强刚到莆田时,人生地不熟,技能单一,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找到工作,而从家里带来的数百元钱就要花光了。那段时间,他天天跟老乡挤在一小间柴火房里,虽然感到不好意思,但也很无奈。还好,他后来在一家建筑工地找到一份活,就搬进工地去住。
　　工地上的“床”就是铁架上面搭了块木板,上面垫着凉席。工棚内有十来张床位,只有一扇木窗,为了挡风,窗户还被人用胶布紧紧地封住。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汗臭、脚臭,让人透不过气。那年冬季,工地停工,施工人员都撤走了,他也就没了住处。
   　经过一个星期的奔波,陈强终于找到另一份工作。住处是一个六七平方米大小的地方。一到夏天,他就热得满身是汗,还长出了大片的痱子。就是在这样环境下,他一住就是两年多。
   　今年开春,他在市区荔城大道这家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泥水工。工地包工头希望有人看材料,他就和一些工人在工地里住下。后来,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从老家过来。虽然没有电风扇,也没有厕所,但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对陈强一家来说已经十分满足了。他和妻子找了些旧报纸,将泥墙糊上,还花10元钱买了一张新窗帘,就凑合成了他们的新家。
   　居住地方安顿下来后,夫妻二人每天在工地里忙碌地干活,虽然很辛苦,但回到“家”的感觉还是暖暖的,一家3口人生活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不过现在这样的日子马上因为工期结束被打破了。
   　我和陈强聊到次日凌晨1点多,听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想有一个安稳的家,哪怕条件再差也能够克服。
　　戴国林早已靠在一块木板上呼呼大睡了,抽完的烟头就在身边杂乱地躺着。在这间房子的墙上,贴着一幅陈旧的挂历画。画面上的主人公是台湾明星潘美辰,我一下子想起了她唱的一首歌: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吴伟锋）

　早晨天刚刚亮,搬家的农民工早已把所有家当都搬到马路边,盼望着有人请他们去打工,那下一站临时的家就有着落了。

　农民工搬家的时候,连一张木制的椅子都不想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