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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历史上的抗疫(一)

2021-09-20 08:33 莆田网

  □范育斌

  莆田是“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如今已建成一座宜居之城。殊不知,莆田历史上横遭无数次瘟疫,每一次都损失惨重。但是,面对一次次的瘟疫浩劫,莆田人民并没有怨天尤人,颓丧沉沦,而是刚强不屈,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们用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各种方术与疫魔进行殊死的较量,在浩劫中求生,在绝望中奋起。他们在同瘟疫的斗争过程中,对那些惨痛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总结,逐渐创造了一些防治的办法。

  中医药应用在莆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秦汉之际,我国中药学已初具规模,莆田则初现端倪。据《兴化县志》记载:汉武帝元狩年间,何氏九兄弟在九鲤湖炼丹,丹成食鲤得道成仙而去,而留下药炉、丹灶等;在县北的广业里卢峰,旧传有卢姓者炼丹其上;周时有仙人游于兴化仙人台,采药炼丹……有学者认为,这些“道家对于医药研究,实有贡献。”这些炼丹术为化学制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亦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本草学的发展,这或可视为莆田医药之滥觞。

  东汉时代闽地已有名医出现。“闽中相传,吴时有名医董奉(220~280),由侯官到庐山,善为人治病”。董奉,字君异,有很高的医术,与当时的华佗、张仲景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据《神仙传》记载董奉:“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董奉又将用杏换来的稻谷全部用来救济贫民、百姓。人们后来用“杏林”称颂医生,医家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后世遂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等来称颂医家的高尚品质和精湛医术。

  千百年来,中医与本草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名医的出现,说明闽地已盛产药材。东晋“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中原汉人随之迁居莆田,除了带来先进的农耕文化开发莆田这块“烟瘴疠疫”之地之外,还带来了祛疠疗病的先进中医药,开启了莆田中医药的历史。福建依山傍海,尤山峦起伏,植物茂盛,药材丰富。王彪之(晋简文帝时仆射)在《闽中赋》里有:“药草则青珠黄连,拳柏决明,苁蓉鹿茸,漏芦松荣。痊疴则年永,练质则翰生。”。《闽中赋》所列的药材大都朴实有验,有养生延年与祛邪治病的功用,其中青珠、黄连、拳柏、漏芦有治疗瘟疫的作用,这既是最早记载福建药材的文字,又说明当时闽地的药材已闻名于世。

  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曾写过一首《东山采药》诗:“一掬金丹向晚风,山前草木尽龙宫。诗书便是神仙味,更笑行冲问药笼。”说明那时百姓家中普遍采药,以备不时之需。别小看了这些廉价的中草药,它可是百姓避瘟的“护身符”。

  吴媛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位传闻中用中医药抗疫的名医。吴媛(649~714),出生苏州名医世家,从小随父习岐黄之术、辨本草之药、修医德之心。公元671年,吴媛定居莆田,行医修道。她来莆的第二年,莆田兴泰里方圆百里突发大瘟疫,疫情四处蔓延,村落尸体枕藉,百姓恸哭哀号。于是她深山采药,废寝忘食,她炼制的方药终于控制了疫情,受到重创的闽中渐复生机。她的大爱无疆,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和爱戴,民众都亲切的称呼吴媛为“吴妈”或“仙姑”,她成为莆田人民心中的抗疫女神而流芳百世。

  值得一提的是,莆田有“土医”因抗疫而名震京城。清朝的咸丰至同治年间莆田梧塘的许汝楫,生于世医之家,祖上精于中医药,他在潜移默化之中,博学工医药,尤擅用青草药,所用药物多为就地采摘易得的草药,奏效甚捷,在乡里行医有“土郎中”之誉。其后挟其术游四方,成为走街串巷的走方医。他“北漂”至京城,在京城“抗疫”中大显身手,并从“土医”一跃成为名震京城的“太医”,远近震其名。生平著有《瘟病癍疹辨证》一书,广为流传。其传奇故事在《莆田县志》与《梧塘镇志》均有记载。

  李健颐(1894~1967),也是莆田著名的中医学家。李健颐幼得庭训,尤崇岐黄仲景之学,深得医道之真谛。他目睹清末与民国期间的瘟疫肆虐横行,遂专攻温病学,常云他们的著作“乃温病之圭臬,医者不可不读”。其后,他悬壶莆田涵江,声名日隆。民国中期,他创新性地把二一解毒汤制成注射液,开创了中药注射剂之先河。该药特别对鼠疫有奇效,在莆田鼠疫流行时应用,疗效显著。在国内外许多疫病流行时亦被广泛采用,救人无数。1935年,他根据自己诊治鼠疫的临床经验整理编著《鼠疫治疗全书》出版,受到中医学界很高的评价,“为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的史实增添了浓彩华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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