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像一枚硬币，总有着图案迥异的两面。2008年的9月，同样拥有美妙与悲凉两条平行线。

    残奥会成功举办，神七飞天，举世瞩目，又一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获得诺贝尔奖。一系列事件仍然延续着奥运会以来的盛世余波。

    另一条线则搅动着后奥运的日常生活：三鹿奶粉让“三聚氰胺”这个化学名词尽人皆知，也增加了各大医院的负担；房地产遭遇寒冬，业主大闹南京、杭州万科；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继续裹挟着中国股市贴地运行；山西娄烦的垮塌事件，西藏新疆四川的大小地震，还有北京市公布的“五天停一天”限行规定……在大中国范围内，还有陈水扁洗钱弊案的步步揭露。

    当然，在本文的语境中，事件并不那么重要，它们只是营造着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外部环境，考验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与每一群，如何应对这个悲欣交集的世界。

    “出离愤怒”是网络常用却常常用错的一个词组。鲁迅《记念刘和珍君》的原话是“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出离愤怒，就是不再愤怒，超越了愤怒。但常见的却当作“非常愤怒”来用，这或许也说明了鲁迅的文章确乎不适合中学语文教材。

    三鹿奶粉事件，并不仅仅是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的问题大暴露，而是从根本上摧毁了许多人对“在中国过上健康生活”的信心。改革开放三十年，民众生活的改革方向，其实就是日复一日的美国化，牛奶便是一个显眼的象征，大批都市人口及部分农村人口告别了清粥豆浆，向着政府高层提倡的“每人每天一斤奶”的目标迈进，婴儿对奶粉的依赖，更是新生活的模式使然——都市白领女性忙着返工没空喂奶、保养身材不敢喂奶，农村妇女忙着出门打工，也常常无法喂奶。

    中国的人心，并不见得比从前更坏，但对生活水平的追求比从前更高，于是“品牌意识”逐渐深入人心——这当然也是美式健康生活的重要标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安徽阜阳“大头娃娃”奶粉事件中暗自庆幸的品牌拥护者们，这次却活生生被广告费动辄上亿的奶霸企业掴了一个大耳光。他们当然可以继续信奉并实行“用脚投票”、“货币选举”的商业社会逻辑，但如此大的风险成本（三鹿崩溃不算，伊利、蒙牛、光明三家企业加起来的损失达2.7亿）都无法制止奶业生产链上的腐败，还能指望什么样的措施能遏止无孔不入无所不为的不当逐利呢？难道只依靠国家部门的“抽检”吗？

    从牛奶开始，“民以何食为天”的命题再一次全面呈现在人们目前。愤怒吗？当然。但比愤怒更严重的，是对未来的忧虑。一种病态的洁癖正在蔓延，或者可以看作对生命力顽强的中国人的另一次考验？谁知道什么时候，什么行业的生产过程又会像奶业这样大白于天下？我们究竟还能相信什么？预计方兴未艾的“新包田到户”会更繁盛，有条件者从种田人的身体健康到种子的来源都须跟踪记录，无条件者则在惴惴不安中为保障家庭与后代的健康绞尽脑汁。最让人无奈的是，为何对食品生产的社会监督成本，要由社会个体分别承担，政府为什么会总是事前的缺席者，以致市场看上去更像一个丛林？

    但中国显然并非想要回到一个巨无霸政府的社会。美国国会艰难地一波三折地通过救市方案又给了中国一次示范：政府的钱源自税收，用在任何地方都必须征得人民代议士谨慎的认同。相比之下，南京市政府强行规定房产均价，西安市政府提供购房补贴，都给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感，且都貌似属于拍脑袋的决定，由此引发的“万科封门事件”与媒体质疑，决策者有没有预先应变的准备？杭州万科部分业主因为开发商降价要求退房或补贴，引发暴力冲突。让人好奇的是这些业主的底气从何而来，揣想之下，恐怕还是相信中国“会哭孩子有奶吃”的老例，事闹大了企业、政府总得想办法。所以，政府的非规范作为后面，既有执政能力的贫弱，也应和着类似许多人对“政府擦屁股”的依赖心态。

    对于杭州万科退房事件，媒体上的多数声音罕见地偏向开发商：还有没有契约精神与市场规则？难道股市跌了也能找公司补贴，或原价退股？这恐怕不能单用“未购房者乐见房价下跌”的心理倾向来解释，而且公众情绪的确已经开始从愤怒中出离，那些8月份一边看金牌数上涨，一边看股市指数下跌的民众，也许真是意识到了自己必须适应新的规则：市场法则不尽完善，有时甚至违反传统伦理人情，但一切必须以此为基础，从这里出发。

    因此，北京市匆匆出台的车辆限行政策，虽然号称有六成的民意支持，仍然遭受着无休无止的争议与质疑。以车辆保有量而论，如果全民投票，限行政策有可能获得多数支持。但法治社会的要义不在于大拨轰的简单民主，而是如哈耶克所说，民众需要依据法令来判断政府的可能行为，否则民众没有动力去实现长远的发展。当然哈耶克也补充说，非常时期如战争状态除外。奥运期间的单双号限行，即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对此北京的有车族异议不大，一旦这种措施将化为长期的固定政策，却又缺乏论证、配套与缓冲期时，愤怒就会喷薄而出。不过，大部分车主的不满仍在通过合法渠道表达，一边吃亏，一边争取，这或许能支撑“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力量”的论点，也印证着“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古训。

    在后奥运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无奈地看到：震灾与奥运期间的措施高效、道德高尚，似乎正在远去，日子又回到一种惰性之中。奥林匹克公园开放，高达20元的票价却备受訾议，而园方往游客手上盖章的原始做法，再次让人感受到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的差异。地铁里又有了各种各样的乞讨者，安检也有些懒心没肠。我不判断哪一种更好：是允许还是禁止乞讨，是严格安检还是走走过场，但政策执行的延续性却值得追问，难道北京乃至全国在奥运前的各种改进，真的只是为了那十几天的会期吗？这就像一个家庭，有客人开派对时一种规矩，讲文明懂礼貌，没客人等闲时又是一种规矩，这种家庭的小孩会长成什么样的人？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