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明信

一亩仔

　　有一块土地，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就在分责任田的前数年，我还在这块田里“干活”。那时，我家刚刚移民过来不久，我还没上学。农忙时生产队的人手不够，生产队长就发出一个号召：每家每户的小孩都上田头，帮大人拾一拾稻穗。孩子们都很听话，大人们的打谷机推到哪儿，孩子们就跟到哪儿。“如果其它田地也有这亩地的收成，哪该有多好呀！”我听到大人们对“一亩仔”好收成的啧啧赞美声。
　　不久，听说生产队里的所有田地要分到每家每户，父亲晚上对母亲说：“最好把‘一亩仔’分给咱家。”父亲所说的“一亩仔”就是指大人们经常称赞的那一块一亩大小的肥田。我分明感觉到，作为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父亲对土地的渴望，以及对家庭自由耕种的巨大向往。
　　生产队分田抓阄一事安排在晚上。父亲是最后几个去抓阄的，大瓷碗里的阄只剩下瘳瘳几粒了。但，父亲所抓的竟然是一粒好阄，他如愿以偿地分到了他心目中的“一亩仔”。父亲说，老三出生的晚上，生产队正在分自留地，老三刚刚来到人世间，就分到一份自留地，还有生产队的口粮，连生产队长都说父亲有福份。这次分责任田社员们企盼了多少个年头，大家都欢天喜地，况且我们家又分到了一亩肥田，真是天大的喜事。
　　家庭生产责任制后的第一个年头，“一亩仔”种上了水稻。这一块田的水稻齐刷刷，长势好且均匀，稻杆高度足足有一米，比周围的水稻高出了十来厘米，生产队社员纷纷竖指称赞父亲是种田行家。这一年，家里多收了一百来斤稻谷，看着还带有泥土气息并伴有一股阳光味的金黄稻谷倒进木仓里，父亲甭提有多激动。是呀，自己辛苦耕作，自己收割入仓，对于天底下多少种田人来说，都是头一遭碰到的事，能不高兴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种了好几年水稻的“一亩仔”换成了甘蔗。甘蔗长到几十厘米高度时，一片碧绿，非常好看。等到甘蔗长到一米多高度时，已是非常炎热的六月天。盛夏的田间，闷热无比，种田人蹲在田里剥密密麻麻的甘蔗残叶，给甘蔗施肥土和尿素。甘蔗叶常常会把你的手和脸划破，有点难受。到了农历九月、十月份，“一亩仔”的长势非常好，必须在田里放一把板凳，人站在板凳上，才能把甘蔗末梢的败叶剥掉。“一亩仔”继续显摆自己的良田品格，到了腊月收割，足足有一百来担，两部手扶拖拉机塞得满满当当的。这两大车甘蔗运到糖厂后，换回了春节做“红团”用的黑糖，换回了孩子们过春节的新衣裳。所以，腊月里是砌甘蔗的旺节，砌了甘蔗好过年。
　　九十年代，“一亩仔”种了好几个年头的花生。晒干后，有七百来斤，也是不错的收成。父亲和“一亩仔”再次得到大家的啧啧赞叹。
　　前几年，父亲病故了。春耕来了，母亲花了六十元钱，雇人犁了田，然后插上秧苗。后来，收成很不好。雇人犁田和灌溉的钱，还有化肥、农药的费用，和稻谷的收成差不多。母亲生气说，以后不种了。我们几个建议母亲改种菜，种菜图个轻松活，还省得天天上街买菜。母亲真的种上菜，有空心菜、茄子、葱、蒜、包菜、菠菜、鸡散花、胡萝卜。一年四季，家里青菜不断，特别是春节时，胡萝卜长势非常喜人，一个有七、八斤重。这一年，母亲种的菜，送了好多人。
　　两年前，母亲遭遇一场车祸，死里逃生。村里有人找上门，劝母亲把“一亩仔”租给他们种水果，一年田租一百元。母亲没有答应，母亲说，等她身体好了，还要种菜。当然，“一亩仔”没有抛荒，母亲让给邻居耕种。不过，庄稼长势大不如以前。待到收成时，邻居给母亲送来了花生、地瓜。母亲埋怨弟弟说，不种田连吃一棵菜都得去买，一斤包菜一块钱，分明是在吃钱，明年我还得种菜。弟弟最怕母亲唠叨，只好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把“一亩仔”一分为二，一半继续留给邻居耕作，一半留给自家种菜。说是母亲自己要种菜，实际上干活的都是弟弟，母亲只是在田头看看而已。因为家里的新房离“一亩仔”很近，快煮饭时，母亲就自个儿去田里拔几棵菜回来，有时是单纯炒菜，有时是煮面条或菜粥饭。母亲又过上了乡下种田人的正常生活。母亲右脚不灵便，弟弟特意把“一亩仔”的田埂留得足够宽，有五十公分。其实，父亲在世时，也是这么留田埂的，说不但要给下田人留条路，还要给犁田的水牛留条路。村里人对父亲说，你的心胸最阔。
　　一年前，我有次回家，弟弟对我说，村里要新开一条村道，把省道和一条正在施工中的通港大道连结起来。弟弟说，这几天，一拨人正在田里测量，还打下几个用红色漆料作标识的木桩。一年过去了，这条村道还没有做，也许这只是村部的一项规划，或者这仅仅是村民们的一种猜测而已。经过一个漫长而极其寒冷的冬天，金鼠报春来，田里的草青了，水涨了，池潭里的水满了，数量极多的田螺在池潭的边缘或田沟里尽情地呼吸着，舒展着它们的躯体。春天来了。弟弟早早就下种子，不料，潇萧春水伴随着春寒料峭，种子在田里被浸泡太久，菜种子全军覆没，竟没有长出一棵芽，只有几棵花生芽孤单倒也勇敢地冒出头来。弟弟把他在部队里学到的温室种菜本领施展出来，把菜种子先种在长方形装土的木箱里，再把木箱搬到煤炉上温热，等天气回暖后，再把菜苗移种到“一亩仔”。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亩仔”分到我们家已三十年了。在这期间，它养活了我们，它曾经是父亲的一块心上肉。而如今，它是证明我们曾经把土地当作命根子当作爹娘的乡下农民的唯一凭证。村子里小洋楼俯拾皆是，就是矗立在城里主街道上的霓虹灯，村子里也有。如果不是每家每户还有点田地、果树或者数量不多的鸡、鸭、狗、牛、羊的话，我们还真的做不到一下子就找到以前那炊烟袅袅的村庄的影子。回到村庄，站在田埂上，点燃一支烟，静静地端详“一亩仔”，回想这块土地所赐予我们的那份情，回想父亲为了多收三五年养命的稻谷，而与“一亩仔”相伴半辈子，每当回想起这些，我的心头难免一片酸楚。在我的心里面，“一亩仔”就是家中的一员，就是我患难与共的兄弟。“一亩仔”是我在城市某个角落遥望家乡的一座灯塔。在“一亩仔”的身上，我能阅读到三十年来中国历史进程的铿锵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