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滔传略（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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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新闻网 www.ptxw.com  2008-4-23　［来源：侨乡时报］

　　黄滔在山上读书，一读就是十年。十年前，黄滔曾在书堂庭院中栽种的两株龙眼树，如今早已郁郁葱葱，枝盛叶茂，每当夏季来临，树上总要结出累累果实。黄滔觉得十年寒窗也已经到了结出果实的时候了，动员学友效法欧阳詹等三位先贤，联袂进京赶考。然而，黄滔的提议不仅遭到陈蔚、欧阳碣的反对，就连自己的从弟黄楷也坚决反对。唐咸通十二年（公元871），黄滔只好单身一人背负行囊，随着前往朝廷执行上计任务的计吏，奔赴长安求取功名。

　　陈蔚等三人坚持反对求取功名的理由，黄滔的第十八世裔孙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作了以下说明：“唐以通榜取人，末流滋敝，咸通、乾符之际，公卿贵游相为汲引，而怀才抱艺者遐遗草泽，是以三子率不西迈，惟滔独随计吏奋迹举场。”

　　考举制度创制于隋朝，唐朝沿之。唐太宗对考举制度的评价是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先秦时代，政权基本掌握在贵族公卿手中，政权交替的基本形式是世袭。汉魏之际，天下一统，除了皇帝可以世袭外，政权开始向知识分子开放。汉魏晋三代采用选举制，选举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权，即所谓察举“孝廉”。孝当然是孝子，廉为廉吏（吏多半为太学生毕业）。选举名为乡选里举，但由于名额限制（如东汉时代，大郡每年只能推报1名），向中央推报谁，权力自然掌握在郡县长官之手。选举制在汉代，特别是西汉，曾为国家选拔人才，填补贵族留下的权力真空，起到重要作用。但每一项制度实施久了，都会产生流弊。被郡县长官举荐的人才，到了举荐人故乡担任长官之后，免不了又反过来举荐自己恩师的后人，或者族亲。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新的阶级——豪门望族，并垄断了国家权力。到了晋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已经蔚然成为风气。

　　隋文帝杨坚针对这种弊端，改选举为科举，分科取士。所谓分科，主要是进士与明经两科，两科之分别在于进士重辞章，而明经注重考经义。由于辞章的独创性，以及进士及第录取名额较少，时人重进士而轻明经。黄滔的从兄黄璞就在明经及第以后，又参加进士考试。

　　读书人只要出身清白，向地方政府报个名字，得到推荐，就可以入京应试，所谓“怀牒自列”。牒者，公文也，即地方政府出具的介绍信。由于录取权力操于中央，推荐名额不限，地方政府总是乐于出具证明。凡被推荐参加中央考试的学子，统称为进士，考试合格者，授予进士及第。唐沿隋制，每年科举一次，选拔人才。考试采用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就是考生把平时所做的诗文送交中央大儒们审阅。此辈先进，看了后生的作业后，发布舆论“揄扬品第”。所谓通榜，则是在考试时试卷不糊名，根据答卷内容，结合平时社会与政府先辈的公论，来选拔知名人士，不专凭一日之长短。有的主考官谦逊，因不了解考生的学术公评，自己不定榜，而请他人来定榜次，甚至请考生自定榜次。唐德宗贞元七年（791），礼部侍郎杜黄裳第一次担任主考，让考生自定榜次，70多岁的考生尹枢文欣然从命，定出进士及第者林藻等30人，并自拟为榜首状元。参考的500多名士子无人不服，轰动朝野，一时传为佳话。

　　从选才的角度看，此种做法较之宋代以后采用试卷糊名，仅凭一日之功论长短，更能筛选出真才实学的人才。但公卷通榜制到了黄滔生活的晚唐时，已经弊病丛生。公卿与贵游相互勾结，中央大儒们看重的不再是人品与文章，而是乡党之间的互利互惠。身处晚唐时代的陈蔚等三人，看清了朝廷考试制度的腐败，留守青山，与灵岩寺的钟声为伴，后不知所终。（待续）（黄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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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梅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