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滔所开创的东里黄氏实在太过于辉煌，这给我考究黄虎故乡带来了很大困难。东里黄氏仅仅进士就有94人，这使得我很难对东里的杰出人物一一进行考究。但考究黄虎故乡东里，如果没有对他的原祖黄公度进行适当的描述，显然会存在严重的缺陷。原因十分简单，在东里94位进士中，黄公度是惟一的状元。

　　黄公度时代的东里，依然是靠山傍海，与黄滔时代不同的是，东里居民已经在乌石山麓的临海滩涂上围筑起一埭又一埭的农田，东里逐别称为稼村。黄公度尽管出身世家，少年之时仍是不脱亦耕亦读的淳厚乡风，懂得稼穑艰辛，并自号为“知稼翁”。

　　绍兴八年（1138），29岁的黄公度（字师宪）得中状元。黄公度由于在省试的时候，经、论、策三卷文章十分出色，宋高宗特旨免于殿试，赐进士第一。在科举场中，黄公度显然比他的宗祖父（八世祖）要幸运得多。黄滔历时二纪，方得金榜题名，黄公度少年得志，一举成名；黄滔一枝仙桂两回折，榜上有名还须考，黄公度却连必经的殿试也被皇帝特旨免除。

　　殿试，是宋代对考举制度的创新。宋代针对唐朝公卷通榜的弊端，采用试卷糊名制度，由考官以考试时的文章定名次。这种以一日之功论长短的做法，虽然偏离了国家选拔人才的真义，却有利于公平竞争。考试采用三级制度，参加中央考试的人，不能像隋唐之时“怀牒自列”，必须是经过乡（解）试合格者。乡试合格称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举人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会试，会试因由尚书省礼部主持，又称为省试，考试合格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或贡元。最高一级的考试则是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合格者被分为三等。甲科，也称一甲3名，赐予进士及第，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乙科，二甲17名，赐予进士出身；丙科，三甲名额在黄公度时代，为130名，赐予同进士出身。由于考试的最终主持者为皇帝本人，高中进士者号称“天子门生”，荣耀无比。殿试的创新有一举两得之功：一是皇帝以领袖身份兼任导师，与即将进入帝国政权核心的知识分子，建立师生关系，笼络人心；二是剥夺了唐朝以来主考官的老师、恩师称号，避免考官与进士培植私恩，形成对皇权的离心力量。

　　从数字上看，唐代进士及第者每年只有20名左右，而宋代三年一试，进士为150名，平均每年50名，加上不定期的恩科，实际录用的进士名额更多。但实质上，宋代科举的竞争比唐代更为激烈。原因主要是读书人大量增加，除了科举更深入人心以外，各地私立学堂的兴起，与印刷术发明，使书籍不再昂贵，也是重要因素。唐朝的状元，有时也就直称为状头，并没有宋以后的状元荣耀。重要原因是唐代的进士榜次不过是大臣所定，而宋代却是皇帝钦点的。由于考试采用三级制度，便有连中三元者，自宋至清近千年时间，士子连中解元、会元、状元三元的计有15人，所谓连中三元世间稀。

　　绍兴八年是属于我故乡年份。那年，前往汴京应试的15名举子，有14人得中进士。惟一落榜的林光朝，在回乡路经浙江钱塘时，师从名儒陆景端学习，学问大增，贯通六经、百家。林光朝学成之后，回乡开办红泉书院，从事教学20多年，人称“南夫子”。绍兴二十一年，新科进士朱熹前往泉州同安县任主簿，途经兴化，慕名前来拜访林光朝，以师礼事之。隆兴元年（1163），林光朝再次入京应试，得中进士，终成为淳熙朝的一代理学名臣。林光朝去世时，朱熹感叹地说：“某少年过莆，见林谦之、方次云深道理，极精细。退而思之，忘寝食者数时”。谦之是林光朝的字，方次云即与黄公度同科进士方翥。（待续）（黄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