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卿位居首铉，秉义尽忠，辅佐朝政。一如既往，用人至公。坚决杜塞私门奔竞歪风，力挺朝中被挤正色之士。内臣曾觌复用后官满当代，俊卿预请处以浙东总管。孝宗为其说情曰：“（曾）觌意似不欲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曾觌、龙大渊），公论甚惬。愿损私恩、伸公议。”曾遂觌怏怏而去。枢密院承旨张说为亲戚求官，惧俊卿严正而不敢言。后告请于虞允文而得官。俊卿闻敕己出，语吏留之。张说惶恐前来谢罪，允文虽有愧犹为之请，俊卿始终不与官。吏部尚书汪应辰，因与虞允文议事不合而求去。俊卿数次奏请“应辰刚毅正直，可为执政”。孝宗起初同意，后来却命其出守平江（今属湖南）。俊卿意识到孝宗已意向虞相，遂数次求去。

　　虞允文任相伊始，即建议孝宗遣使金国，以陵寝为请。俊卿面奏以为未可，复手疏言之。此时，虞又复申前议，孝宗手札谕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寝，沦于荆棘者四十余年，今欲遣使往请，卿意以为如何？”俊卿奏曰：“陛下痛念陵寝，思复故疆。臣虽疲驽，岂不知激昂愤切，仰赞圣谟，庶雪国耻。然于国家大事，欲计其万全，俟一二年间，吾之事力稍充乃可。兹又承圣问，臣之所见，不过如此，不敢改词以迎合意指，不敢依违以规免罪戾，不敢侥倖以上误国事。”俊卿即杜门上疏，以必去为请，疏三上，乃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陛辞时，犹劝孝宗“远佞亲贤，修政攘敌，泛使未可轻遣。”俊卿既去，遣使终不得要领，曾觌亦召还重用。

　　俊卿两度命知福州，累章告归。除特进起判建康府兼江东安抚使。孝宗召对时命坐赐茶，俊卿从容言曰：“将帅当由公选，闻诸将多以贿得。曾觌、王抃招权纳贿，进人皆以中批行之；赃吏已经勘结而批改正。将何所劝惩？”孝宗曰：“卿言甚当”。朝辞时，俊卿又言都城“士大夫风俗大变”，曰：“向士大夫奔（曾）觌、（王）抃之门，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则公然趋附，已七八，不复顾忌矣。人才进退由私门，大非朝廷美事。”孝宗曰：“（王）抃则不敢，（曾）觌虽时或有请，朕多抑之，自今不复从矣。”俊卿曰：“此曹声势既长，侍从、台谏多出其门，毋敢为陛下言。臣恐坏朝廷纪纲，废有司法度，败天下风俗，累陛下圣德”。谆谆告诫孝宗警惕朝内宠臣招权纳奸之祸。

　　俊卿出知福州、建康，政尚宽简，为民所爱。八上章告老，终以少师、魏国公致仕，卒年七十四岁。临终遗言，仍念念不忘用人大事，嘱“遗表惟以选用忠良、恢复境土为请”。

　　窃曰：“政以得人为本”。此乃古代治国之要理。故先贤提出，“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择贤。”宰相之职，事无不统，日理万机，其核心事务当属用人（包括任贤与退不肖）。贞观之初，一代英主唐太宗提出：宰臣应以求才为务，谓宰相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职，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比闻听讼目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特令尚书省将细事交由左右丞处理，以利宰相集中精力，选贤任能。宋孝宗作为有志之君，亦赞赏唐太宗之论，且曰：“用人之弊，患君不能择相，而相不能择人……要在君心审择相，相必为官得人。”陈俊卿受命参知政事时，亦认同唐太宗高论，于宰执任上，竭力践行，始终以进贤、退不肖为已任。《宋史》称其“在朝廷正色危论，分别邪正，斥权势无顾避。凡所奏请，关治乱安危之大者。雅善汪应辰、李焘，尤敬朱熹”。吾莆名臣黄仲昭于《兴化府志·陈俊卿传》评论曰：“俊卿为相，其他善政尤多。予所深喜事，凡接朝士及牧守自远至，必问以时政得失、人才贤否，以是考察其殿最而黜陟之，尤为得宰相之体”。可谓论及要害处。俊卿为相，把握宰相任贤助国之要务，虽在位仅二三年，但政绩显明，颇具特色。致力于进贤、退不肖，正是其成为“南宋名相”的功力之点。 （续完）（阮其山）